受全球化推动经济实现快速增长的中国，目前正面临劳动力成本上涨、日益严苛的环境法规以及中美关系恶化等多种挑战。受此影响，部分企业将生产从中国向外转移，特别是转移至东南亚国家以及墨西哥。包括美国个人电脑生产巨头惠普和戴尔，三菱电机、京瓷、任天堂等日本企业，已经或者正在从中国转移部分生产线。那么，全球价值链重构真的会“脱中国”吗？日本知名智库——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通过对一些具体数据的分析对该问题进行了探讨。

下图显示了亚太地区机械零部件和配件的海外采购状况。从顶部开始，按供应商分层排列了中国（灰色：包括中国香港），美国（白色）和日本等其他亚太地区（黑色）的海外采购趋势（网点部分显示的是从东亚地区的采购趋势）。总体来看，在过去的二十年中，亚太地区机械零部件和配件的贸易额持续增长（增长了约3.5倍），这表明通过离岸外包进行的国际生产分工已取得重大进展，而中国的增幅尤其显着。中国所占份额从1995年的12％增至2017年的40％，在此期间进口额也增长了约12倍。与此同时，中国也在增强其作为机械零部件和配件供应商的地位。在该图中，在从东亚地区进行的零部件采购中，自中国的采购额用虚线表示。例如，美国1995年从中国（用白点虚线显示）的采购份额为3%，而2017年达到21%，日本等其他亚太地区的自中国的采购额（用黑点虚线显示）所占比重也从5%大幅增至25%。此外，自1995年初以来，亚太地区向中国出口的机械零部件和配件总额增长了约14倍。

在中间产品贸易额不断增加的同时，亚太地区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国际生产和分工体系。下面三张图分别鸟瞰了1995～2015年该地区经济相互依存度的变化情况。从该图可以看出，使用称为国际投入产出表的经济数据来可视化国际分工结构，可以显示出跨界产业之间的联系程度。在水平方向上，显示的是作为中间产品供应商的每个国家的外部连接强度；在垂直方向上，显示的是作为中间产品用户的连接强度。此外，该图仅显示了国际联系，而国内联系（对角线）被排除在外。从以下3张图可以看出，首先，1995年亚太地区各经济体之间的联系非常薄弱且分散。在日本和新加坡仅观察到本地连接，但尚未建立覆盖整个地区的生产网络。从2005年左右开始，整个亚太地区的连接显著推进。然而，在这个阶段，形状还没有被明确定义，并且像变形虫一样发生了混乱的空间发展。到2015年，连接几乎已覆盖整个区域，但可以明显看出的是，生产网络“非常明确”地以中国为枢纽。

因此，当前亚太地区的国际分工体系是在超过20年的时间里不断结构化和系统化的，并且不容易改变。而基于系统的经济数据，进行深入地分析对于判断该地区的全球价值链重组至关重要。另一方面，由于国际投入产出表的结构性数据更新较慢，因此近期数据可能需要再等待两年才能分析其中的变化。

文章还根据国际分工发展的3个条件，分析对中国生产转移的正负影响。

（1）各国之间的生产要素和生产率状况差异较大，在分工中有足够的比较优势；

（2）为了使生产网络中的比较优势系统化，连接生产过程的功能（生产支持服务，如运输和信息通信）便利性非常重要，并且连接的成本应“足够低”；

（3）必须有一个足够大的消费市场，以利用分工带来的规模经济。

比较优势方面

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进入全球经济的入场券便是“廉价劳动力”。特别是，中国通过建立具有丰富劳动力和大量人口的大规模生产体系而实现了工业的高速发展以及全球化。但是，近年来，人们强烈认为，伴随着经济的增长，中国的工资大幅飙升，并且“廉价劳动力”的优势有所减弱。事实究竟如何？

在讨论生产要素（例如工资）对企业离岸外包活动的影响时，有必要适当缩小分析范围。在此重点关注三个行业：服装和鞋类产品（服装），电气设备以及运输设备（汽车等）。首先，服装行业由于其适合离岸外包以及便于运输的特性，从很早开始生产就被转移到国外。另一方面，在电气设备行业中，零部件和配件的国际标准化正在加速推进，这使得可以灵活地调整各国的供应链。而汽车行业可以轻松地实现公司之间的垂直整合，而自上而下的供应链管理可以实现生产基地的全面统一转移。基于以上原因，全球化在上述三个行业中取得了显着进展。

目前，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相去甚远。但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增长确实较快。特别是，在资本密集型行业（如运输设备）领域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上涨显著。另一方面，使用与第四次工业革命相关的技术（例如工业机器人、智能传感器和大数据分析）的生产过程自动化正在加快推进，劳动力的经济价值正在大大下降。但是，关于中国的一个重要事实是，在引入工业机器人以及支持它们的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发展方面，中国处于世界前列。

连接生产过程的功能方面

自2016年左右以来，全球对中国的货运成本呈现上涨态势。与此同时，有必要考虑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由于对贸易商品征收的关税是采购成本，应加在进口零部件和原材料的价格中，因此可以视为国际运输成本的一部分。自2018年3月以来，中美两国已采取了多轮相互加征关税等贸易限制措施。尽管2019年12月签署的“第一阶段”协议令美国推迟了对中国高科技产品加征的关税（第四轮关税），但迄今为止两国尚未取消大部分的关税措施，从而导致中美之间的国际运输成本升高。这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推动了从中国转移生产的进程。

消费市场方面

近年来，无论是发达国家的消费市场还是发展中国家的消费市场，都已发生了“质”的改变。随着获取产品信息变得越来越容易，消费者的喜好多样化，对品牌差异化和新产品开发的需求也迅速增长。要求生产者建立复杂的生产系统，以满足批量生产和定制生产这一对相互矛盾的需求。过去，从1990年代到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期，一直到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每个国家的消费市场都很强劲，并且利用规模经济对中国最终产品出口的需求持续增长。然而，目前，消费者偏好的多样化使得量产产品的需求随之下降。

最后，基于国际分工发展的3个条件，文章总结了各因素对于从中国转移生产的“正面”和“负面”影响（如下表所示）。可以看出，有些因素确实在“推动”从中国转移生产的进程，但需要指出的是，新的价值链以及国际分工体系的建立不可能在短期内完成，有些因素仍在令中国保持着自身无法替代的“优势”。

（机工智库研究员  王珊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