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英丽/文 2018年以来中美战略博弈已全面展开。美方政策的未来取向无疑是经济部分脱钩，科技全面打压，地缘政治不断扰局。经济的部分脱钩表现为：低技术含量的领域保持并发展对等的双边经贸关系，高科技领域则完全切割和全力打压。

因此，通过多阶段贸易谈判，美方会取消对中国中低端消费制成品的关税，并以此换取中国农产品和能源市场的对美开放，并压中国产业与金融的更大开放。未来美国迫切需要并且有可能成为全球最大的大宗商品出口国。

高科技领域则与中国全面脱钩，主要表现为高端技术全面封锁和对中国高科技领先企业的精准打击。美国地缘政治的扰局，其核心关切在于对发展中亚洲的主导权会否旁落。发展中亚洲目前人口占全球的54%，经济增长和内部市场的开发也是全球潜力最大的地区，世界经济重心向发展中亚洲转移已是不争的事实。

另外亚洲本质上是一个美元区。1995年美元指数在80点的低点时，美元在各国央行外汇储备中的份额只有45%，但是本世纪以来，美元储备比率始终维持在60%以上，即使2012年美元指数70点上下时也是如此。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中国成了全球最大的美元储备持有者，中国以及以中国为核心的产业链上国家构成了美元区，成为本世纪以来美元体系的最重要支柱。因此，未来亚洲主导权之争中涉及美元区的变与不变之争，将成为美国霸权地位的核心问题。

从近日美伊冲突快速降温就可看到，美国无意在中东泥足深陷，特别是美国的欧亚能源市场尚未打开之际，更不可能拉高油价让俄罗斯等竞争对手得益，战略重心转向亚洲则坚定不移，且日见紧迫。

此外，全球贫富极度分化已成定局。瑞信2018年全球财富报告披露，全球64%处在底部的成年人拥有财富仅占全球1.9%，而全球0.8%处在顶部的富人则拥有全球财富接近45%。

贫富极度分化带来两个严重后果：一是在欧美及其他新兴市场国家政府财政及其所支持的福利政策难以为继的背景下，国内政治生态出现极左极右的分裂和社会动荡，内部矛盾的外部化则导致地区冲突加剧和全球化退潮；二是全球性萧条日益显现。

贫富分化导致最终消费需求持续萎缩，后者沿消费品-中间品-上游原材料的产业链形成收缩压，由最终需求派生的中上游投资需求出现持续收缩，并最终导致全面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和大萧条。其背后的逻辑十分强劲，只是其转递的速度因产业分工的加深和产业链的全球分布而放慢。萧条会迟到，但不会缺席；衰退从局部生发，并最终扩散成全球性萧条。

中美战略博弈的未来走向可能是短期对抗、长期合作；经济恶化时合作，好转时对抗。不确定的因素有：美国在高科技领域的切割和打压会以何种裂度发生，欧洲和跨国企业会做如何反应？美国在非洲、南海或发展中亚洲是否会引爆地缘政治冲突？美国印太战略能否有效推进，印度与日本会否在中美之间选边? 全球经济衰退是否正在发生？美欧和亚太同步走低还是由美国或东南亚下沉，进而产生系统性冲击？2020年美国股市是高位盘整还是出现急速下行？美元开始步入与黄金脱钩以来的第四个十年熊市了吗？

如果上述不确定因素全都以不利于中国经济的方式发生又会如何？显然，政府和企业都应从最坏外设想，向最好处努力。

首先，我们需要盘查中国经济的风险点，并对可利用的稳定政策工具及其有效性加以分析。然后按轻重缓急确定政策目标，有针对性地实施相应的政策组合。

就中国经济的风险点而言，规模扩张型工业化时代已经提前结束，同质化的制造业和房地产行业将进入洗牌阶段，大量低效率及高杠杆企业会被淘汰出局。与此同时，产能过剩行业的失业问题会日益加重，债务违约增多，小银行破产风险和银行同业市场的流动性风险也会上升。

就政策目标而言，政府提出“六稳”，其逻辑关系是通过稳预期达到稳投资、稳外贸、稳外资，进而通过稳增长来实现稳就业和稳金融。其中稳就业保民生是核心，而稳金融是底线。两者是当前经济政策的目标，其他几个稳只是政策的中间变量或政策作用途径。

因此，在政策变量的选择上，需要把握两点，即稳定政策作用于目标的直达效应，以及维稳与转型方向的一致性，或维稳必须促进转型，而不能与转型背道而驰。因此政府可选择以下政策，并确保有效实施。

1、实施定向结构性财政政策，刺激低端消费需求和劳动密集型消费制成品产业的升级。

可由央行购买政府发行的长期国债，实施再就业培训与中低收入家庭耐用消费品补贴计划，促进消费制成品行业的升级发展，促进产能过剩行业剩余劳动力向消费服务业转移。同时由地方政府发行专项债定向用于农民工市民化的公共服务及其相关设施建设。释放农民工家庭消费和子女教育需求。近期也可出台放开生育、补贴二胎的政策，并将学前教育纳入义务教育范围。

2、货币政策相对宽松，强化其维稳与结构平衡效应。

可以优惠利率信贷帮助劳动密集型消费制成品企业转型发展、技术升级。人口流入城市政府可发专项债以协议价回购房产构建住房的福利轨。央行和中投公司可以购入优先股方式救助有发前途的困难企业，并在企业摆脱困难后适时退出。

3、加快政府的职能转换。

政府职能应从行政管制和主导投资活动转向提供公共服务、维护市场秩序。而维护市场秩序：即要保护私有产权，防范政府的侵权行为、也要防范商业欺诈，提高金融市场透明度，改善金融生态环境和消费服务业生态环境。改革干部考核制度：以人均GDP代表GDP总量指标；引入第三方评估和营商环境排名；逐步取消户籍制度，引入民众用脚投票的机制；最终通过行政区划拆并对低效率行政区划及其政府实施未位淘汰。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