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 2021 年八项重点任务中，扩大内需是非常重要的一条。从市场的角度扩大内需需要从质、量两个方面进行，两个方面都需要数字技术作为支撑，从供给端增加产品的数字内涵，从需求端形成产品数字消费的新市场。对于传统企业而言，借助产业互联网进军数字空间，并在数字空间中形成新的产品和服务的运营模式，将会是 2021 年传统产业创新的一个重要方向。这种物理空间与数字空间并重的商业模式，将会使中国制造业逐渐开始引领全球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

新基建不同于传统基础设施建设，不能采用传统的政府主导的投资模式，必须在政策引导下，进行投资模式和运营模式的创新。

对于信息基础设施，通讯网络基础设施 2021 年投入力度会加大，一些多投资主体参与的模式将会出现，比如，“5G+产业互联网”，将会使得电信运营与产业运营有机融合，不是通讯企业去做产业互联网，而是一部分电信运营业务将会由产业来承担，并形成新的商业合作模式。新技术基础设施会出现新型的云计算和边缘计算基础设施、服务于信用体系的区块链基础设施和用于金融、交通等领域的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算力基础设施将会以算力网的形式展现，IDC 建设会出现局部过剩，并开始尝试联网的多层次优化计算中心模式；

对于融合基础设施，基于数据要素的市场化配置，传统基础设施对社会和经济的支撑内容发生改变，从而导致传统基础设施的运营模式发生革命。例如，2021 年航空领域将会出现大的变化，航空企业的数字化服务渐成规模；局部的智慧交通体系开始建立，并开始出现车路协同的商业运行线路；能源领域围绕碳达峰、碳中和，将会出现能源数字消费的新模式，跨行业的碳交易市场开始出现。融合基础设施的投资主体仍会是原有基础设施的运营者，但由于建立了基于融合基础设施的新产业生态，以融合基础设施为平台，将会出现大量的运营模式创新；

对于创新基础设施，作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的21年八项任务的首项任务，21 年的创新基础设施将会是政府直投的重点，会涌现大量引领全球科技发展方向的基础设施项目；同时，对产业技术创新基础设施，将会充分发挥企业的主体作用，出现多样化投资主体的产业创新集群。再比如在融合基础设施领域，大量传统基础设施通过数字化，将会改变其所能承载的社会经济发展功能，并围绕数字城市、数字乡村涌现出不同的运营模式，将出现大量商业模式创新；创新基础设施成为国家科技力量提升的亮点。

乡村振兴在 2021 年将会加速，数字化将会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中国农村的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开始全面建设，将开始围绕数字经济透明、可信的基本规则建立以农户为核心的农村信用体系，从而让农业生产越过工业化阶段而直接进入数字化阶段。农村数字金融体系的完善，将会进一步助推广大农民增加财产性收入，并利用合理的数字金融杠杆提升农业产业的规模和质量。农业产业新生态将会融合土地、资本、科技、人才、数据等要素，展现出“农业科技+金融科技+直播渠道”等多种新特征，并会在局部地区、特定类别出现完整的三农新生态。

产业互联网经过前五年的发展，在硬件环境和软件支撑上面都已经逐渐成熟。尤其是随着数据要素的提出，产业互联网将会以产业数字生态重构的方式出现。由于产业生态调整不能只依靠一家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政府部门、协会、商会、核心企业都将发挥更大的作用。在产业生态伙伴的共同努力下，才会使得整个产业生态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实现产业规模的翻番增长。

在制造领域，将会出现以数字内需为驱动的制造业生态转型升级。制造业将会出现以数字化产品为核心、“生产服务+商业模式+金融服务”的数字化新生态。制造业会依托物理空间全产业链进入数字空间，打造面向数字空间的新产品、新服务。并利用数字技术、可信计算技术等进行产业金融创新，用金融科技打通产业生态中的堵点、痛点。制造业的新生态将从产业规模总量上寻求突破，创造制造业大量的数字新价值。

从 1994 年到 2019 年，中国的消费互联网经历了高速发展的 25 年，在 2020 的疫情期达到了历史的顶峰。但是在中国数字化进程中，以流量为核心的消费互联网平台始终无法跳出互联网经济最初所建立的“赢者通吃”的商业模式，从而在追逐流量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流量垄断，进而又开始走向了实体垄断。2020 年中国开始尝试对互联网平台经济进行规范化管理，2021 年这一趋势将会波及更多互联网平台。尤其是其中的涉金融业务，需要按照金融领域风险监控的方式进行监管、避免出现系统性风险。这会大大提升这些平台企业涉足金融业务的成本，从而一些平台将会剥离金融业务，转而更专注于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并在这一过程中完成中国消费互联网平台自身的转型升级。

金融是服务实体经济的，脱离实体经济而发展的金融科技，将会给社会经济系统带来极大的风险。数字技术因为基于丰富的数据来形成竞争力，在与社会经济系统融合的最初，展示了不同的风控手段，从而一度脱离实体经济而形成了狭义的互联网金融，这种概念下似乎变成了金融+科技可以单独发展。2020 年中央及时调整了对互联网平台金融业务的管控措施，并开始规范资本的无序扩张。2021 年，将会是中央这一政策真正全面落地的一年，中国将全面探索真正服务于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金融科技体系。针对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新的金融体系将会从数据要素时代的信用体系完整性入手，升级工业时代所形成的信用体系，充分利用数字技术建立面向中小微企业的基于交易信用的金融体系，形成“传统产业+数字技术+金融创新”的产业数字金融系统，并开创世界领先的数字金融新秩序。

数据要素市场可以分为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数据一级市场是针对政府、企业、个人的数据直接存储和使用的市场，在数据一级市场上，围绕 5G、物联网、工业互联网等新基建领域，在 2021 年开始产生巨大的市场空间；当数据一级市场逐步完善，基于此就会产生大量的融合应用，并开始形成二级交易市场，也就是数据交易所（中心）。数据交易所将会成为 2021 年的一个重要新兴行业，但它不同于传统的土地、资本等要素交易，需要针对不同地域、不同产业的特点认真分析、规范交易行为、防范交易风险。

为了奠定数据资产开发的基础，必须要对数据资产的一二级市场进行立法，明确数据的权属、定价、交易、风控的基本准则。为此《数据资产法》（或地方颁布的《数据资产条例》）将会提上议程，并成为指导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的一个重要法律基础。

数据要素的提出有利于提升传统要素的流动性、引导各类要素协同向数字生产力集聚，进而为基于传统要素的产业生态转型升级创造条件。对土地要素而言，有效的土地流转，离不开土地资源数据的互联互通，尤其是加速农村土地交易大数据系统的建设，将有助于加快农村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的步伐；而城市土地市场在房住不炒之后，因为有了数据要素，2021 将会开始房地产新模式的探讨。对劳动力要素而言，建立完善的劳动力大数据体系、重塑人才培养体系，将会是每座城市未来的竞争力所在，中国将走入“智慧人口红利”新时代。就资本要素而言，金融的基础是信用，数据要素的融入会改变社会信用的评价方式，并进而改变资本市场的运行方式。对于技术要素，其与数据要素的融合，会进一步提高技术开发的效率和效果，并有助于更精确地建立技术多样化的交易机制。

从农耕文明，到工业文明，再到数字文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这一对矛盾也在不断的发展和进步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匹配发展也是我们解决社会经济发展问题的重要理论工具。当前阶段，全球主流的生产关系是在工业时代所形成的层级化、职能化的生产关系，这种生产关系是为了适应工业大规模分工协作需要而建立的。进入 21 世纪以来，全球生产力高速发展，以“云大智区”等技术为代表的先进生产力不断出现，现有的工业生产关系已经不能适应数字生产力发展的需要。所以，发展数字经济、实现数字化转型，归根结底就是要寻找能适应新生产力发展的新生产关系。2021 中国社会各界将从这一角度出发，努力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进一步释放数字生产力，建立符合数字生产力需要的全新数字化生产关系。数字化生产关系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遇到过的，它有着数据透明、身份对等、全员可信等特性，这种社会与生产组织模式，将会在 21 年广泛出现，并引领全球。

2020 年至今的抗疫行动，充分体现了中国在数字经济时代制度的优越性和战略布局的前瞻性。2021 年中央强调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坚持系统观念……坚持扩大内需战略，强化科技战略支撑，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2021 的改革创新将进入新阶段，尤其是在社会经济治理体系上，中国将在抗疫成果基础上，进一步拓展自己的数字治理能力，大力发展治理科技（GovernTech），用数字时代的理念、理论、方法、工具来塑造新生产关系、创造新生产力。在乡村振兴领域，中国将在扶贫攻坚战取得胜利基础上，进一步探索广大农村地区该如何跨越性进入数字时代；在全面健康领域，也将涌现基于居民健康大数据的全新医疗生态体系。这些人类社会的数字治理成果，将会随着中国的崛起一起被载入史册。